本篇取“为政以德”句中“为政”两字为篇名。

上篇谈为学，以及为学的对象，本篇谈为政。为政是本篇的主体内容，为政必须以德。为政者要“德”“礼”与“政”“刑”双管齐下。“德”的内涵深刻广泛，百善万德以孝为先。孝乃德之首、善之先，所以《论语》编者在为政篇则以孝为主体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答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就是为政。“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孝后则继之以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君子之器、之德、之言、之信，均乃为政之方略。子张问干禄，哀公问民服，季康子问敬、忠、劝，乃至因袭变革，均关乎为政。

2.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解读】

本章孔子谈德政以及德效。

这里讲的是为政者管理政务，除了依靠法律的手段之外，首要依靠的是自身品德的修养。为政以德，首先是为人以德。儒家文化强调，先“正心，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者天下顺之，寡助者天下叛之。”说的就是施行仁政的结果。有德乃有人，有人乃有政，德闻天下，众人呼应，犹如群星环绕。“为政以德”就像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里用人们熟知的现象作比。事实上，按现代天体学知识，众星也并不都是“共（绕）”北极星而运转，这是用比喻来强调施行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

为政以德的“德”，含义十分宽广，在儒家文化中至少包括“仁、义、礼、智、忠、信、清、廉、洁、直，孝、勇、诚，敬、恭、敏、惠、温、良、俭、让、宽、简……”等40多个积极道德子目。以后各章将逐次解读。

借喻释理，赋理以形，使说理亲切，是孔子说话艺术的一大特色。

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解读】

本章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

这一则是孔子在对《诗经》作了增删修改后，掩卷反思，对《诗经》的思想内容所做的一个总体评价，也是《诗经》作者创作的总原则。“诗言志”，“诗以通性情”。《诗经》中无论抒写孝子、忠臣之志向，还是抒写旷男、怨女之情怀，都是至情流溢，直写衷曲，决不虚托伪饰，扭捏作态。孔子周游列国后返鲁，一边立帐讲学，一边不定期地删订整理古代文献。在整理《诗经》的时候，涵咏于“风”、“雅”、“颂”的艺术殿堂，进而徜徉、品赏，不由发出由衷的感叹：这些诗都是发自真情而创作的呀，思想典雅而端正。

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解读】

本章谈为政的四大纲领，“政”、“刑”、“德”、“礼”。

《礼记•缁衣篇》记载：“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这段记载可看作读此则的钥匙。这里谈的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德治高于法治。为政者首先想到的应是“为政以德”，而不是“为政以法”。在德、法关系上，应是“德”先“法”后，因为“法”只是对“不德”之人起惩罚的作用。

“为德”是为政者的主要法宝：

一、政者本身应修德，同时还应加强社会公德教育，使社会成员明是非，辨善恶，识忠佞，从而耻恶、耻非、耻佞，进而行善、行是、行忠。

二、“德之不行”，施之以法，再用法去约束他们，“行德”意在使民“知耻”。“礼义廉耻”，管子称之为治国的四大纲领，他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知耻且格”表明“行德”应着眼于民众的道德修养，民众的素质提高，就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太平。

另外，不论古今中外，研究管理科学的，其研究范围均逃不出孔子划定的“政”、“刑”、“德”、“礼”的范畴。所有管理学的管理措施，均在该四大范畴之类。“政”，政务，规则；“刑”，刑罚，法律；“德”，仁爱，善心；“礼”，礼仪，外交，内外关系的协调沟通，均在“礼”的范畴之中。“政”、“刑”属于刚性管理，他律管理原则；“德”、“礼”属于柔性管理，自律性管理，柔性管理比刚性管理层次更高。

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解读】

孔子对人在各个年龄段可以达到的人生目标作了一系列的概括总结。这个概括，其一，在“志于学”，立志是关键，“学”则贯穿始终，才能达到“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学”是原因，后面各项是结果。无志无学，即便你90岁、100岁也难有诸项结果。其二，在“立”，“立”就是“立业”“立身”，到三十岁就能成就事业，立身做人。其三，“不惑”，知识广博，能辨别是非，对自身的人生目标方向很明确，不再左右摇摆，彷徨观望。其四，“知天命”，“天命”：有多种解释，一说“上天之命”，一说“自然之命”，即事物的客观规律。孔子五十学《易经》，深有体会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其五，“耳顺”，能听逆耳之言，心胸豁达，宽以待人，耳顺，异解纷呈，均缺切实可行的依据，笔者解为顺耳。”最后，“从心所欲”，是说年届七十，已是礼制在心，法度在心，“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从心所欲，也不失度。

后人将此则作为孔子一生的年谱研究。孔子自述一生，不论授业还是出仕，唯以学为重，并善始令终。三十有“立”后，十年便订一个奋斗目标，激励自己十年上一个台阶，不断进取。事实上孔子同时也给我们规划了人生目标，提出了言行准则，成为人们规范自身的德行标准。

2.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解读】本章孔子谈“生养死葬”之孝。

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桓”之一，与孔子的学生樊迟关系亲密，颇有权势，常有越礼的行为。他向孔子问“孝”，孔子不便直言教诲，便模糊其辞，回答说：“无违”。“无违”之句既没有主语，谁“无违”，也没有宾语。“无违”什么，是一个典型的歧义句，语意十分含混。这是孔子经常运用的教育方法——模糊教育法（或模糊式启发），令问者自行思索。但孔子毕竟是圣人，有“诲人不倦”的美德，深恐其不能领悟，于是又借樊迟为他驾车的机会传言教育孟懿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尽孝以礼为准则，慎始敬终，孔子暗示孟懿子为政也应像孝顺父母一样，将孝的精神用于为政。

这则文字，表面看很枯燥，很抽象，实际上却十分生动、形象。先是孟懿子问孝，孔子表面上漫不经心，敷衍塞责，轻描淡地写说“无违”。大约又是一天，樊迟给孔子驾车，在颠簸崎岖的路上，孔子一边走一边与樊迟聊天，将事情的原委不厌其烦地复述给樊迟听，以为樊迟会明白。谁知樊迟还是不懂，孔子只好将“孝”的谜底告诉樊迟。就这一件事却能训诫两个弟子，足以表现孔子一石三鸟的教学艺术和模糊传言的教育方法。这则问“孝”的对话，犹如一篇小小说，有人物，有语言，有环境，有背景，生动、形象、有趣，蕴含的道理和寓意十分丰富。

2.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解读】本章谈以己之心推人之心的孝道。

本章文字，注释颇多分歧。分歧的原因，关键在代词“其”，一般说代词，应有先行词（或词语），或先行句子，或一定的语言环境。这个句子先行词语模糊，语境不完整，所以让历代注疏家犯难。

A说：“其”指的是“子女忧父母之疾”；

B说：“其”指的是“子女”，意思是“父母忧子女之疾”。

A说符合问“孝”的本意；B说此“孝”当以己之心推父母之心，可理解为：“你把父母为你疾病担心忧虑的心情，反过来，用于对待父母，就是最大的孝了。”

孟武伯，出身贵族，骄奢淫逸，有声色犬马诸多切身之疾。孔子认为，为人子，有诸多不义的行为，是最大的不孝。借武伯问孝之机，婉转教育并训诫武伯。

“…唯…之…”是宾语前置句的标志，与“…惟…是…”的结构一样。

2.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解读】本章是孔子给“孝”下的比较完整的定义。

养而不敬，无异于养犬马，非孝也。孝的核心是“敬”。“养”是“敬”的表现形式，也是“敬”的起点。孔子教育子游不单要对父母履行赡养的义务，不能满足于“正在做”，而要反省自己：“做”是否是发自内心的敬爱之举，是否用“做”来表达自己的崇敬、感恩之心，是否是用“做”来申明自己明父母之志、承父母之愿的决心。唯有这样的“敬养”才能与养犬饲马的“宠养”加以原则上的区别。

“敬”就是“恭敬严肃”，是一种道德修养。“敬”不仅仅是对父母养而有敬，推而广之，尚有“事上以敬”、“修己以敬”、“居处以敬”。“敬”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道德范畴，当然它还包括“为政以敬”、“为人以敬”等等。

2.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解读】本章进一步谈孝与敬、养之间的关系。

本章“子夏问孝”，虽然也涉及晚辈侍奉长辈之礼，但谈的也是养而有敬的孝。“色难”，养且敬，“敬”字的工夫，是由内向外，内心诚一、专注、恭敬；外部面容必然和颜悦色，婉颜顺承，内外协调一致，敬于内而形于外则十分困难。所以，仅仅做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即做事在前，有“勤”，享受在后，有“恭”，还不能算是孝。这段话，可分二层，第一层即“色难”，余下第二层，“曾是以为孝乎”是一个反问句，这个反问句所反问的内容包括“服其劳，先生馔”两件事，这两件事只是“养”的内容，不是“敬”的内容。解决“色难”，见父母，见师长，要欣然蔼然，才是“敬”，是“敬”的具体化。脸色不好看，仅仅做到多做事少享受就是孝么？显然不是，养且敬才是真“孝”。

《论语》问答，主要有三大内容，一是问政，二是问仁，三是问孝，所问所答，皆因人而异，以上四则有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因其对象不同，各人为孝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别，所以孔子的回答也就各不相同。孟懿子违礼，孔子以“无违”应之，强调“孝”始终以“礼”；孟武伯不“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子游、子夏能养，却少温润之色，故以“养而有敬”训之，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几个典型例证。

2.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解读】本章孔子第一次对颜回的评价，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最喜欢的弟子有两个，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路。颜回受表扬最多，子路受批评最多。孔子施教十分公正，包括对自己的儿子的教育，也不偏私。孔子不因喜欢而随意表扬，也不因喜欢而不批评。孔子对颜回、子路的态度最能说明孔子教育的公正。

本章是孔子表扬颜回的话，是说听课时看颜回表面上傻乎乎的，痴不痴，呆不呆，一言不发，似乎很“愚笨”，不善思考，不象子路、子贡、子张这些弟子，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率尔开对。可下课后再仔细观察他自己研究或他与别人讨论时的情况，发现他体会深刻，并多有创新发挥，不禁高兴起来，赞赏学生“不愚”。孔子对学生的观察真是无微不至，善于观人知人；对学生的评价客观准确，不被表象所误导，不以一次印象定终身。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一般情况下认为“不违”的学生，是愚笨的学生。他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方法，不就是要培养“有违”、“敢违”的学生吗？不就是要培养有悟性，肯创新的人才吗？而颜回却又是另一类典型的例子。

2.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解读】本章是孔子告诉我们观人察人的方法。

情伪难测？“知人”不是易事。孔子曾多次发过“患不知人也”的感慨。不论是交朋友或是选择经营伙伴，还是选拔人才，均有一个对人考察的问题。孔子识人有三法。“视其所以”，“所以”泛指言论行为的动机。“观其所由”，“由”即“经由”，即途径、方法，事情的来历。“察其所安”，安于什么，即兴趣何在，理想何在，三句话合起来看，即选择或选拔一个人，要从三方面进行考核考察。A、动机是什么，B、过去干什么，C、怎么去干。抓住了这三个方面，人怎么能用假象掩盖真象呢？孔子用“视”、“观”、“察”三法来解除自己“不知人”之忧，教给诸弟子“识人”的要诀。“视”，广泛地通过各种资料来分析；“观”，历史地综合地分析人才的过去和未来；“察”，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地定性判断。

关于“观人”自古以来有很多方法，如《庄子•列御寇》：“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约定）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仪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庄子九种征验，即九种观察人的方法，观其是否“忠诚”、“恭敬”、“贤能”、“智慧”、“守信”、“清廉”、“节操”、“仪态”、“气色”。

《孟子•离娄上》认为观察一个人要看他的眼睛，“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观察一个人，再没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了。因为眼睛不能遮盖一个人的丑恶。心正，眼睛就明亮；心不正，眼睛就昏暗。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睛，这人的善恶又能往哪里隐藏呢？孔子对人的观察方法尚有许多，以后随章次而解说。

2.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解读】本章是孔子给老师下的最科学的定义。

在学习方面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博闻强识”，二是“融汇贯通”。多识多记是领悟贯通的基础，领悟贯通是多识多记的运用和发展，二者不可偏颇。强识多记是“学”，领悟贯通是“思”。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 “温故而知新”谈的是学习时的“思”，学习后的“悟”，通悟后即有新体会、新发现。在“温”与“知”之间，有一座用“思”与“悟”搭起的桥梁，“温”而有“思”则“悟”，有“悟”则有“知”，有“知”则日新。能这样做的人，当然就“可以为师矣”，也就有资格去教诲别人了。反之，只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学记》）。”

另外，这是孔子给“老师”下的最早的定义，这个定义强调老师的创新精神，不能创新则不能为师。荀子给老师的定义是：“师有四术，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荀子•致士篇》）他认为老师有四个条件：尊严而庄重，年长而守信，口齿清晰条理，不违反礼义。理解精微而又能判定真伪。荀子的定义，虽然较为全面，但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创新”才是教师的本质属性。韩愈对老师的定义，则将教师的双边互动的关系偏向了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也”，由双边互动，变为单边传授。一千多年来，谬误深远，今人不可不知。

2.12子曰：“君子不器。”

【解读】本章谈的是通才和专才的问题。“君子不器”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有一种用途、一种才能，应该是博学而多识，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现代文明社会，生产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呈几何级数增长。一个人要做通才，几乎不可能，但在一个领域内做一个专才，另旁及相关学科而兼通，做一定范围内的通才未尝不可。但该条款是君子对个人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则不能使用该项要求，相反则应该是“不求备于一人”。

2.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解读】本章谈“言”与“行”的关系。

子贡善为辞令，鲁国将蒙难，子贡仅凭口舌之剑，竟定鲁、破齐、霸越、亡吴。其学识，悟性、成就，皆为孔门高材，称“君子”应是当之无愧。但他的老师却在“行”与“言”的先后次序上告诫他要追求完美，要不断追求进步，做一个谨言慎行的君子。

“言”与“行”的关系，即“说”与“做”的关系，一般有下列几种：

A先行后言。 B先言后行。C边言边行。 D先行而不言。F先言而不行。

显然，孔子历来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先做后说。孔子在《礼记•缁衣篇》中说：“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这里谈的也是“言先行后”或“行先言后”的问题。孔子强调“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也强调“君子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德才兼备之人，有才有能，却不事标榜、炫耀，而是埋头苦干，躬行而不必言，先行其劳，再论其功。而那些未行先言，多言而又“寡信”的人，则不足与谋。

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解读】本章的“周而不比”是孔子一贯主张的一种交友的原则，与“比而不周”相对。古人以“忠信为周”、“义合为周”、“为公为周”。“周”与“慎交友”的心理是一致的，不可与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不可与志不同道不合者为友，不可与损公利私者为友。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以“物以类聚”来推知其为人，与何人为友，见友如见人。鉴其友知其人亦是由“周”而派生的一种“知人”的方法。唯其“周”者，才能称为君子。“比而不周”是孔子一贯反对的一种交友的行为。“周”为君子，“比”为小人。古人以“亲狎为比”、“利合为比”、“谋私为比”。“比”者之所以为小人，是因为某个利害关系而暂时勾结在一起，图谋私利，他们排除异己，阿党同谋，逆正气而刮邪风，危害风气，危害纲常，在行为上不庄重不合礼节的狎近，而君子之交淡如水，处平常之态，两者区别一见而得知。《论语》还有“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句，与“周而不比”同义。宋代欧阳修作《朋党论》，现将其中一段辑录如下，以供参考：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异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2.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解读】本章谈的是“为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学习必须与思考结合。孔子在《中论•治学篇》也说：“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为人师矣。”意思是不学不思不能有所作为，不能有所收获。应该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空想不学，无济于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温故却不能知新是因为“学而不思”，不温故却又想知新，那就是因为“思而不学”。孔子反复强调的是“学”、“思”结合。学思不结合，便不辨真伪，学非所学，使心存疑惑，心如茅塞。因此，孔门弟子也主张学思结合，甚至把学思结合看作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篇》）另一弟子子夏强调广博学习，笃守志向，恳切提问，联系实际思考，“仁”在其中矣。

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解读】本章孔子谈为学之正。

孔子告诫弟子们，要专心致力于圣门学问的学习和研究，不要因为用心力于其他俗学，而耽误修习圣学，祸及自身的修养发展，祸及国政的治理。“斯害”，一为治学之害，二为成德之害，三为治国之害。

2.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解读】本章孔子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聪明人。

孔子教子路，素来从最基础处教起，有的人玩小聪明，说话不符合道义，孔子骂这种人是“多行小慧，言不及义，难矣哉？”真正的聪明人，讲忠实，讲信用，讲诚恳，讲道义，大智若愚，尤其在知识方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有智慧而聪明的人。为了让子路能明白什么是真正有知识的人，孔子从为人坦荡、不事伪饰说起，先为人，再治学，要求子路不要不知而强为知，一定要谦恭向学，坦诚拜师。

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解读】本章孔子告诉子张如何为官干禄。

子张生平喜欢研究官道，但未曾谋过一官半职，仅仅见过一次鲁哀公。他在孔门中是一位才高意广、自视甚高的人，有些偏激，言辞尖刻，好做形式上的模仿。与子张相反，曾参性情温和，为人敦厚。他批评子张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篇》）但子张也有博爱容众之心，他勤学好问，问行、问政、问仁、问“干禄”。孔门授徒，目标之一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管理人才。孔门弟子并不忌讳公开讨论“干禄”、“为政”之事。

“子张问行。”孔子针对子张恃才傲物、高谈阔论的缺点，说：“多听不同的意见，保留有可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出自己有把握的一部分，那就少犯错误；多观察，保留有可怀疑的一部分，那就少后悔。言行不错不悔，官职俸禄不求自至，就在其中了。”“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是对一个社会成人而言，尤其是官场宦海，或外交场合，多听少说，多看慎行，有可怀疑的地方予以保留，保持沉默，这是一条谋官从政的千古定理。但这一原则却不适合弟子学习，做学生时必须“切思而近问”，有疑多问，学习时，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就不能“阙疑”、“阙殆”，而应该“释疑”、“释殆”，在工作时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而不应该“慎言”又“慎行”。表面上看“敏于事”和“慎行其余”，以及“阙疑”、“阙殆”和“切思而近问”互相矛盾，孔子教弟子，因材施教，运用场合不同，运用对象不同，因此所教内容不同。

这段文字，对偶十分工整，“多闻阙疑”和“多闻阙殆”，“慎言其余”和“慎行其余”，“则寡尤”和“则寡悔”，两两相对，十分整齐，俨然后世骈赋文之滥觞。前面“子张问干禄”散句发问开头，末尾“禄在其中矣”散句照应收尾，也自然协调而有趣。

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解读】本章孔子谈让百姓服从管理的根本原则。

《春秋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国君历位时间为序，鲁国共有12个君主，即“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哀公是鲁国最末一个君主，也是春秋结束时期最后的一个君主，生前曾为鲁国名将。哀公十一年，率兵随吴伐齐；十二年，用田赋；十四年，“西狩获麟”；二十七年，欲借赵之力伐三桓，反为三桓起兵所逼出奔，后被迎回国，不久卒。

哀公问政，即用什么方法让臣民服从管理，孔子回答说：“推举任用正直的人，废置邪枉罔曲之人，那么老百姓就服从管理；如果说推举任用邪曲之人，废置正直的人，那么老百姓就不服从管理。”这与后世诸葛亮上书刘禅说的“亲贤臣，远小人”的意思一样，是一条重要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该则内容讲授了如何用人的问题。《史记》载：鲁哀公问政，政在选臣。孔子的回答针对鲁哀公与三桓衅隙，尖锐指出哀公为政之失，舍贤任佞，以至三桓专权，批评的意味十分明显。同时孔子也希望能规谏哀公，举贤以服民。用人当与不当，关乎国家治乱，世运否泰。此则言言痛切，当为管理者的座右铭。

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解读】本章记康子千古一问，孔子千古一答。

哀公执政，鲁国由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专权，礼崩乐坏，政权下移。季孙氏本身多有僭礼、逾矩之行，其属下或百姓当然也散漫而不服从管理，对他不忠诚不尊敬也势在必然，因此他向孔子请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乃千古一问，试想任何一个时代的为政者都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孔子从三个方面解答，乃千古一答。

第一个是如何使老百姓尊敬我。“敬”乃是孔门弟子的一种道德修养，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是“礼”的一种外化形式，是对事、对人、对君的一种态度，通过“修己”“克己”以达敬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孔门是用“敬”来对待别人，孔子在《宪问篇》中回答子路说“修己以敬”，即“修己以敬人”。“其事上也敬。”（《公冶长篇》）均谈的是“敬人”，季康子惟我独尊，惟我独是，不是问我如何“修己以敬人”，而是“纵己责人以敬己”。“敬人”与“敬己”，“修己”与“纵己”相去甚远。君子和小人泾渭判然。季康子是鲁国有君子之位而无君子之德的权倾朝野的大夫，向孔子提问，孔子乘势规谏。第一个问题是“敬”。“临之以庄，则敬。”“庄”即“容貌端严，”（朱子语）意即你希望别人尊敬你，你必须率先做到“端庄严肃”，行为举止符合礼义。

第二个问题是“忠”。孔子说：“执事敬，与人忠。”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忠”是孔门进德的重要课程，孔门弟子的“忠”，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大多谈的是“忠人”。考虑的是“我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即是否符合“忠”的标准。季康子问的却是“忠己”，而不是“忠人”，与要求别人“敬己”同一思路。孔子问答：“孝慈，则忠”。“孝以躬率之，慈以恩结之，如此，人方忠于己。”（朱子语）但“孝”和“慈”又有很大的区别，“孝于亲”容易做到，“慈于众”则十分难。由“孝于亲”而推己及人以达“慈于众”。如果自己率先做到了“孝慈”，“方能使人忠于己”。

第三个问题是“劝”，即如何使老百姓“积极努力向上”。这一个问题关涉如何团结民众，共同从事于家国建设，始终是管理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举善”即孔子答哀公所说的“举直”，“教不能”，即“错诸枉”，推举正直善良的人，教化管理邪曲之人，那么百姓就会积极努力向上。

鲁哀公问政，“何为则民服”，问得软弱谦卑，而季康子问政，却显得刁横霸道，只知问为我如何，孔子三答，理正词直，教他应待人如何。“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只严格要求自己，即自己“敬人”，自己“忠人”。小人苛求别人，要求别人“敬己”，要求别人“忠己”。孔子正是教他“求诸己”，不要“求诸人”。后世孟子在《离娄篇上》也阐述了这一思想：“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思是：“我爱别人，可是别人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仁爱还不够吗？我管理别人，可是没管好，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还不够吗？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答，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恭敬还不够吗？任何行为如果没得到预期的效果者，要反躬自责。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自会归向他。”可见，“君子求诸己”是儒家内省的重要内容。

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解读】本章孔子谈齐家与为政、齐国的关系。

孔子“为学”的目的在于“为政”。孔子一生游历齐、鲁、宋、卫、陈、蔡，大小七十二国，希望施展抱负，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境界，但始终难遇明君。只到51岁才在鲁国任“中都宰”，后又升为“司空”，主管全国建筑和道路交通事务，不久又升为“司寇”，掌管全国司法兼外交。

本章文字，应在孔子未做官以前。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意思是“你不是鼓励弟子‘学而优则仕’吗？你为什么不去为政做官呢？”问话颇有一些嘲笑揶揄的意味。孔子的为政观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诚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行孝”、“齐家”等都可以与“为政”联系，即一个人，不论何时，都可以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即“为政”，因此孔子引用《尚书》的话，“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孝父”“悌兄”，“齐家”将这种“孝父”“悌兄”“齐家”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是“为政”，何必又要专门去做官，才能算“为政”呢。

此则据说写在哀公11年以后，圣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周游列国后返鲁，聚徒讲学，增删五经。孔子从事教育，教学生以仁，以义，以敬，以孝，以悌等圣人之学。其中“仁”是为人治国之本，“孝悌”又是“仁”之根本。因此讲圣人之学，首推“孝悌”。面对季氏专权，有君不事，“贪得国而忘大伦，赏私劳而废公义”的鲁国内政，当时的孔子仍位居卿大夫之列，“且亦与国政，但不出仕居位而为之”。“或”可能是故人，也许老朋友见其不仕，发“奚不为政”之疑，孔子则想动用教育的社会功能来服务于鲁国国君，希望通过教育手段，宣传“孝悌”学问，对季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促其反省其过失，悔悟自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其时，鲁国自不会用孔子，孔子也不会去为季氏作伥、张目，所以有了“奚其为为政？”的反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一贯主张的齐家与为政、齐国的关系。

2.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解读】“信”是儒家文化道德修养中重要的范畴之一。文中用“大车无輗，小车无軏”比喻“信”。“輗”“軏”都是牛车、马车的重要连结部件，那插销虽小，作用颇大。孔子通过设喻，来强调“信乃人的存身之本，立民之本，立国之本”。 “信”的层次颇多，一是就个人修养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二是就民众整体而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是就国家立信而言，“国无信不保”。除此之外，“信”还有大信小信之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信誉必须符合道义，诺言才能实行”，否则，“信不近于义，言则不可复也。”符合道义的是大信，不符合道义的是小信。

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解读】本章谈的是“因革损益”的问题。

“因”是继承，是传统，“革”是创新，是发展。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因”是对旧事物合理内容的保留或增益。“革”是对旧事物不合理部分的扬弃，废除或减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希望废弃传统，全盘异化，一夜之间改换血液或面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或者强调传统而不变化，守旧而不革新，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易传》说：“变则通，通则久”，“因革”变化是必然的。殷代承袭夏代礼制，必须有所损益、增删，时移势易。周代又承袭殷代，发展、变化又是必然的。“因”是必要的。“革”是变化，也是必须的。承袭和发展，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希冀偏颇一隅，恐怕都困难。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恒久的哲学道理，“因”而有“损益”，即“继承中有变化”，“革”而有“减损”，即“变化中有继承”。

从方法论角度讲，这一节又告诉我们一种推导事物的方法，即“告诸往而知来者”。告，教；往，来，前，后。孔子常告以过去之事，引而不发，然后要求学生能推知后来之事。后人将这种由已知推及未知的方法概括为“告往知来”。此则是“告往知来”的典型例子。学生子夏对于“十世之事”是否可以推知，有了一些思考，便向孔子请教。孔子认为殷礼继承夏礼，所以由夏礼之损益，可推知殷礼之损益；周礼继承殷礼，所以由殷礼之损益可推知周礼之损益。其后的百世也会继承周礼的，只会在某些事物的数量作些变革，基本制度不会改变。孔子“百世可知”的具体推理，寄寓了他终生“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百世“因”周礼，“纲常”决不会变，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根本不会随其他变革而产生改变，无论什么朝代，都应辨上下，别亲疏，决嫌疑，定是非。从孔子的推理中，我们可以悟出“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的道理。

2.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解读】本章谈如何定位。

这一章文字，表面看“祭鬼”和“为义”，不相关联，许多注释家也这样认为。其实不对。这里说明的是做事应恰当，适中。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知其所止，找准自己的位子。不是自己的祖先忙着跑去跪拜祭祀，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却去越俎代庖，去抢着做，“非其鬼而祭之”，所以孔子批评“谄也”。相反该你做的事，你又不做。“见义不为”，“义”即“时宜”，亦道义。“义”有时指突发事件，或国家有难，或路见不平，你却袖手旁观，所以孔子批评“无勇也”。“谄”也罢，“无勇”也罢，均犯了不知其所止、不知其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