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大阉:指魏忠贤。
缙(jìn)绅:也作“搢绅”,指古代缙笏(将笏插于腰带)、垂绅(垂着衣带)的人,即士大夫。缙:同“搢”,插;绅:大带。
编伍:指平民。古代编制平民户口,五家为一“伍”。
曷(hé):同“何”。
矫诏:假托君命颁发的诏令。
钩党之捕:文中指搜捕东林党人。钩党:被指为有牵连的同党。
株治:株连惩治。
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非常之谋:指篡夺帝位的阴谋。
猝(cù)发:突然发动。
圣人:指崇祯皇帝朱由检。
投缳(huán)道路:天启七年,崇祯即位,将魏忠贤放逐到凤阳去守陵,不久又派人去逮捕他。他得知消息后,畏罪吊死在路上。投:掷、扔;缳:绳圈,绞索。
抵罪:因犯罪而受相应的惩罚。
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还有剃发为僧,闭门索居,假装疯颠而不知下落的。
辱人贱行: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
暴(pù):显露。
赠谥美显:指崇祯追赠周顺昌“忠介”的谥号。美显:美好荣耀。
加其土封:增修他们的坟墓。
百世之遇:百代的幸遇。
户牖(yǒu):指家里。户:门;牖:窗。
隶使之:当作仆隶一样差使他们。隶:名词用作状语,像对待奴仆那样。
屈:使屈身,倾倒。
扼腕墓道:用手握腕,表示情绪激动、振奋或惋惜。
明死生之大:表明死生的重大意义。
匹夫:指平民,这里指五义士。
社稷:国家。
冏(jiǒng)卿:太仆卿,官职名。
因之吴公:吴默,字因之。
太史:指翰林院修撰。
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
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

《五人墓碑记》(下)

作者:张溥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做官的人,那么大的中国,能有几个呢?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

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将我们株连治罪;

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

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

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直到当今的皇上继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人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的百姓所容纳;

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

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

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

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

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

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机遇啊。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

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对待奴仆一样使唤他们,

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

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

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

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也用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公,太史文文起公,姚孟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