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断，它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这篇文章按照情节发展过程，即以刘邦赴项营请罪为核心，连同赴营以前和逃席以后，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项王许诺”，交代鸿门宴的由来。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从“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到“因招樊哙出”，写鸿门宴上的斗争。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从“沛公已出”到结尾，述鸿门宴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鸿门宴》故事情节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文章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而情节起伏波澜是人物性格发展所导致的。

《鸿门宴》主要塑造了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他挟击败秦军主力的胜利余威，带兵进至函谷关，紧闭的关门严重损伤了他的自信心自尊心，因此他遣将击关；入关后听说刘邦“欲王关中”，刺痛了他唯我能霸王天下的自负自尊，于是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的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作者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优柔寡断。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这篇文章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他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这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他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樊哙这个人物，也写得极为成功。他在最紧急的关头出场，一开口就说“与之同命”，誓与在危难中的沛公共生死。作者先写他“侧其盾”撞进军门，表现出他的英武，也表现出他的一腔义愤。进了军门，“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仿佛是一团愤怒的火，照亮了这阴谋四伏的军营。司马迁在这里，更以其明针暗线，写出了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斗争，大大丰富了樊哙的个性。项王赏识樊哙的豪壮勇武，吩咐左右“赐之卮酒”，奉上来的却变成了“斗卮酒”；吩咐“赐之彘肩“，奉上来的却变成了“生彘肩”。一字之增，阴谋毕显。这分别是项羽左右存心捉弄樊哙。不料，樊哙一一挫败了对手的阴谋。大杯烈酒，他“拜谢，起，立而饮之”；那条生猪腿，他“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拜”“起”“立”“饮”四个动作，斩截有力，显示出他对项王的有礼及对揶揄他的群小的无畏。“覆”“加”“拔”“切”“啖”五字，意气飞动，仿佛他切的、吃的不是生猪腿，而是敌人的肉。他咬碎钢牙，把生肉和仇恨一起吞下去。妙就妙在这一切都当着项王的面进行，项王却蒙在鼓里。司马迁仅仅增了“斗”“生”二字，细处传神，把紧张的暗斗，项王的直爽，范增手下人的阴谋，樊哙的粗犷无畏，充分展现出来。刘熙载说：“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艺概·文概》 ）两字增华，写活了一个场面，揭示出几个人的性格，只有司马迁才具如此生花妙笔。

《鸿门宴》一文，既再现了历史真实，也提供了高度的文学技巧典范。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重要历史事件、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典型性。作者善善、恶恶、贤贤、黜不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以极其深微而又明显的爱憎笔触，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统治人物。刘邦是一个卑鄙狡诈而又极其机变的所谓成功人物；项羽则是一个粗豪自恃、浅听轻信的所谓失败英雄。作者把刘邦、项羽放在鸿门宴这具体事件、具体矛盾中进行描绘，完成传记文学人物的典型性。刘邦、项羽，尽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描绘的的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后世却常用来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作者在描绘这两种人物性格时，爱憎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对项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赞颂，对刘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贬斥。这就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后读者情感的向背，使人们的同情都归于项羽一面。

第二，这篇文章善于把巨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细节描写相结合，善于把生动的场面叙写与细节描绘相结合。文章在对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叙写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样就使人们在千百年后，一提起鸿门宴故事来，许多人物的活跃形象，都如近在眼前。《鸿门宴》一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范例。

第三，这篇文章具有周密严谨的组织安排。在材料处理上，也能前后相生，具有缜密的逻辑联系。作者密切依照历史发展，把许多材料，加以精心地选择，并进行了细密的安排组织，使矛盾一环衔着一环，使情节一波推动一波。文章以曹无伤密告起，以曹无伤被诛结；以范增说项羽始，以范增怒项羽终。在处理材料上，作者运用了繁（如闯宴）、简（如诛曹）、省（如张良“具告沛公”）、复（如樊哙说项）各种不同笔法，使其相辅相成，以构成全篇严密无间的逻辑结构，帮助了主题内容的显现。

第四，这篇文章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作者在传记文学著作上，具有独创精神叛逆情感，所以他能自觉地靠拢人民向民间语言学习。许多民间传说与歌谣谚语，都成为作者创作思想与创作语言的重要来源，构成作品的新鲜血液，使文章的语言艺术，推进到中古时期散文的一个新高峰：浅切、明白、活泼、朴实。如“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成语；而“唉！竖子不足与谋！”则是当时生动具体的口头语言。全文的语言风格，也充分说明司马迁操纵运用语言的能力，远远跨过秦及汉初散文语言的既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鸿门宴》的文学技巧，在整部《史记》当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不只是达到了“叙事真而描写切”、“语调整齐，字句锤炼”的境地；它也达到了“理既切至，词亦通畅”（《文心雕龙·启奏篇》）即神采辞章双跻峰顶的新高度。有人也用思想清新、文字精美、内容充实、组织周密四点，对整个《史记》的艺术特点作通俗的概括。这种通俗的概括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