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
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
道:途径。
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
不避:不让,不次于。
地著(zhù):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廪(lǐn):米仓。
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论贵粟疏》(1)

作者:晁错 《汉书·食货志》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

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

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

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

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

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

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

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